卷頭語 李　文　良 從長期的歷史發展來看，「19世紀的臺灣史」，不管是置於乾隆晚期最大規模的社會動亂林爽文事件，或世界史所謂「漫長的18世紀」，或中國史「康雍乾」盛世之後，都意味著其在制度、社會等各方面應有的顯著變化。其中，備受學界關注的議題之一，是在嘉慶年間、也是1875年清廷正式廢除番界政策之前，唯一以新增版圖（界外）而非轄地分割被納編帝國郡縣的噶瑪蘭廳。近年來的新研究方向特別關注地方官府與社會，在噶瑪蘭納編帝國版圖過程中的作用。亦即，相對於朝廷總是持反對與消極的態度，地方的拓墾與商貿集團卻積極利用各種政治關係，極力運作納編版圖。換言之，19世紀噶瑪蘭的案例顯示：傳統帝國版圖的擴張，並不一定是強盛的帝國中央，派遣優勢軍隊征服擴張而來，也有可能是違背帝國禁止越界法令前往界外拓墾的非法商民，為了滿足自身的利益致力運作的結果。 王威的論文〈清嘉道年間噶瑪蘭土地賦稅制度之政治過程及其影響〉，基本上延續關心卻特別聚焦土地稅收制度的創建。他將重心放在「政治過程」而非僅單純陳述最終結果，讓我們瞭解即使是深涉國家制度的田賦，亦非朝廷單方面由上而下的決定，而是背後有著中央、地方官府與社會間的複雜協商。他的研究透過綿密的史料比對，凸顯地方各勢力在專制王朝政策決定過程中的能動性，充分展現了地方史研究的魅力。看來，噶瑪蘭納編帝國版圖時複雜卻有趣的地稅決定過程，也能跟近年西方學界的「乾嘉變革」議題對話。 對於清代臺灣史具全面性影響的還有19世紀中葉的開港以及隨之而來的頻繁涉外紛爭。臺灣在地理、戰略以及產業上的重要性，吸引東西各國的高度興趣，深遠影響了清廷治臺政策及臺灣社經發展。世界各國因對臺戰爭、商貿活動或探險等，留下了極為豐富的文獻資料。而且，相對於傳統中文史料的官方奏摺、方志及文集，大都集中關注政府施政、稅收、動亂及其鎮壓，19世紀基於近代學知而生產的文獻，品質相對良好且更為多元。陳志豪及黃㵾任的論文，就是解讀1858年在法國《地理學會會刊》上登載的一篇介紹「臺灣山海全圖」的文章。當時正值英法聯軍之役，臺灣因天津條約而「被開港」，學會榮譽會長為提供臺灣訊息，重新譯繪刊行一張傳統山水畫式的中文臺灣古地圖。相對於以往大都著重在該圖中文版之考證，陳、黃兩人則獨具慧眼置重心於法文譯本，經由觀察法文版之重製過程、內容增減，說明了法國地理學會對臺灣的關注重點，並豐富歷史地圖學的研究視野。這篇文章還提醒我們，即使是19世紀的地圖史料，也已經存在著再生產和多重轉譯，可以也應是研究的對象。 同樣因晚清涉外戰事而產生的史料，還有由龐德維為本期「珍貴圖像」所提供〈清法戰爭全景圖〉。這是當時隨著艦隊來到遠東參戰的法國海軍軍官André Salles，在1885年5月戰事剛停歇不久的澎湖所拍攝的系列照片之一。相對於文字史料，19世紀中葉才剛發明的照相技術無疑更為吸睛，被視為如實「寫真」，捕捉澎湖瞬間的自然地景、農耕活動以及異文明接觸。 隨著臺灣開港而來的市場擴大，也引發島內的社會經濟鉅變。黃頌文的論文大量且深度使用怡和洋行、英國領事報告等西文原始史料，主要在於觀察開港後因海外市場而急速擴張的臺灣茶產業。他以著名的英國商人John Dodd所開創的臺灣烏龍茶貿易為例，建構了臺灣茶產業從原本運往大陸混茶外銷，到在臺建立精製工廠、自立品牌，甚至轉而為「臺灣混茶制」的發展過程。誠如黃頌文的結論所示：英商John Dodd「發展的臺灣精製茶廠模式，西方資本主義得以在臺灣社會札根，並呈現本土化的樣貌。」 跟清代在19世紀的歷史轉變同樣引人注目的是，戰後臺灣在1970至80年代的政治史。蘇瑞鏘的論文〈威權鬆動時期的民主發展〉，聚焦於1970年代臺灣退出聯合國、中美斷交、蔣經國接掌政權等內外政局鉅變之時，藉由當時作為臺灣最具民意基礎的省議會黨外議員，在議會中對於中壢、美麗島、余登發等重大政治事件的質詢及官員們回應，觀察朝野政治精英對於時代變局的思考與態度。戰後臺灣政治史可以說是臺灣史研究中最為國際化的領域之一，近年來隨著不同專業學者的相繼投入、新史料大量公開，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。 新史料、視角及議題，是推進與擴大研究的重要關鍵，也是《臺灣風物》持續追求的目標。雖然如此，我們也積極省思回顧並記錄當代。鄭欽仁基於豐富學術經歷而對〈島史的求索〉一文所做的提議和補充，以及朱書漢的口述訪談〈記憶臺中建國市場〉，都是難得的親身見聞，同樣是我們所珍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