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頭語 詹　素　娟 　　《臺灣風物》自施行主編輪值制後，研究領域各有不同的編輯委員，更能發揮所長、擴大邀稿，並以專輯的方式呈現──如71卷2期的「臺籍日本兵」。不過，有期刊編輯經驗的同仁一定知道，專輯的編成可遇難求，我們只能繼續努力，也希望學界同仁在參加學術研討會後相偕投稿，以本刊作為平臺，突顯特定議題的研究成果。 　　本期的內容，幾種文類畢集，大菜嚴謹，小點精緻，非常豐富，相信讀者定然獲益良多。在「珍貴史料」部分，特別刊出王世慶先生（1928-2011）哲嗣王孟亮的短文〈王世慶與武雅士、黃介山的往來文書〉。王先生是知名臺灣史學家，他在1960至70年代對美國人類學家武雅士（Arthur P. Wolf）等人田野調查的協助，已是國際學界的美談。王孟亮在整理父親的遺物時，發現一些王先生與武雅士、黃介山（武雅士的長期合作夥伴，本刊70卷1期曾刊出何義麟對黃介山的口述訪問紀錄）來往的相片與文書，特別撰文分享，讓我們對王先生的學術交往與貢獻，更為感知懷念。 　　「研究討論」刊出的〈省級機關檔案中所見《臺灣風物》〉一文，作者張家榮應用近二十年才開放使用的「省級機關檔案」，盤點史料之餘，也對本刊歷史得到不同於過去的細膩認識，如本刊如何經歷三次聲請與變更登記，最後才核准辦理的過程。不僅如此，該文也從檔案中看到省政府核定出版聲請時，需由同級的國民黨部會核，顯示黨部對刊物出版的審查具有關鍵的影響力。而作者由早期本刊發行人、主編等職務人員的更動，更呈現創刊人陳漢光如何因「公務員兼職」檢舉函的影響，轉為隱形主編的過程。種種討論，作者都佐以檔案文獻，再度印證有史料始有歷史的研究鐵律。 　　本期刊出的三篇論著，分別探討清代、日治與戰後的社會經濟與政治議題，相當精采。林玉茹撰述的〈「業憑契管」下識字階級的操作──光緒18年大崗山山豬運庄契尾的考證和意義〉一文，係以光緒18年（1892）大崗山山豬運庄的契尾為研究標的，一方面透過古文書與田野調查，考證契尾所載的人、物與土地四至；再者，藉由契尾此一史料類型，探究清代臺灣社會的中人、代書等識字階級，如何運用「業憑契管」的土地管理模式，從中操弄、取利，擴大或確保自己的土地所有權。換言之，由此一虛實交錯的清代案例，可以看到清代的民間社會如何利用稅契制度的漏洞，最後合法獲致土地所有權；而或許拿來觀察當代的土地交易現象，也有獲益匪淺的理解。 　　其次，是周俊宇的專文〈日治時期在臺日人記者的「臺灣議會運動觀」（1920年代-1930年代初）──聚焦於「支那民族性」論辯〉一文。作者以1920到1930年代初在臺日人記者的著作為例，指出他們如何以當時代的中國人觀，以及引自西方的民族心理學論述，固著於傳統臺灣人社會的刻版理解──即所謂「支那民族性」，對熱烈進行的「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」，發展出日本人的「臺灣人觀」或「運動觀」。而此類觀點的討論，與臺灣議會請願運動係受到「民族自決」思潮影響，或「連署請願」乃新形式政治運動等論述差異甚大。因此，作者希望透過本文的探討，對臺灣議會運動在殖民統治體制與社會認識的侷限處境，有更深一層的理解。 　　論著的第三篇，是游淑如、薛化元的〈錫安山政治案件初期行政處置之探討〉一文。錫安山位於今高雄市那瑪夏區，本文完整建構1963年洪三期帶領初代信徒遷居開墾，迄1980年代國民黨政府以「佈道方式極為邪異」、「新約教會在南部山區建立基地，活動可疑」等理由，將當地居民趕離家園，並進而展開一連串控制與壓迫的處置過程。本文進而在討論中指出，在非常體制下，只要基於國家安定等理由，即使是「中華民國憲法」規定下的「平等」與「自由」等原則性法律，也會受到影響與干擾；政府可以透過法規、警政等機關建置各種支配系統，而對無法監控或介入的宗教團體，則運用各種方式做出「政治性處理」。錫安山政治案件，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。 　　「口述歷史」部分，刊出林靜雯對白恐受難者郭萬福（1913–1953）家屬郭哲芳先生的訪談紀錄。郭萬福，臺中人，1953年因「廖學銳等判亂案」遭處死刑，外甥張如松（1927-1953）也同案槍決。由郭哲芳的口述可知，郭家與姻親張家多人受難，家屬除了強抑失親的苦痛，還要因應政治事件對家庭經濟、兒女成長、社會網絡的長期衝擊與影響。由這些幽闇往事的述說，我們才知道20世紀前期的社會主義風潮如何在臺灣社會流傳，國家對時代青年的理想追求，又如何視為洪水猛獸，必須摧之而後快。郭哲芳先生的心境已無罣礙，但透過這些生命經歷，當代讀者對國家社會如何因應多重價值的衝突，理應有所體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