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臺灣風物》這一期很高興能刊登本刊老編輯──翁佳音先生的最新作品。翁佳音的研究，總能以嚴謹細密的文獻字辭考訂出發，進而對某一歷史現象或歷史解釋得到石破天驚的新見；〈荷蘭時代的經濟作物Teezee探考〉一文的論證，也同樣讓人眼睛一亮。他指出，Teeze一字，學界或有譯為「茶園」等說法，但回到文獻原檔，卻發現Teeze是「麻」的一種；若利用清代文獻回溯反推，又可以判讀Teeze是「苧紗」、「苧絲」的譯音，到今天臺灣的民間社會還在講說。藉由這個案例，翁佳音提示讀者，轉譯歷史名詞，應回歸荷蘭文獻的文脈與知識，也要考慮人群、地域的語言習慣；而微物如Teeze的考訂，能讓我們從物質文化的探討，擴大為社會文化史的分析與敘述。所謂因小見大，這篇文章是很好的示範。 本期的三篇論著，雖分別討論組黨運動、雜誌停刊事件與臺灣對中國的廣播，但都聚焦於戰後臺灣政治史，可說已經是專輯的規模了。 蘇瑞鏘先生的〈「中國民主黨」組黨運動的再思考──以臺籍民選反對菁英為觀察視角〉一文，係以「五龍一鳳」等民選菁英作為視角，從選舉動因、結社脈絡與國家暴力等三個面向，觀察與討論「中國民主黨」組黨運動。作者認為過去的研究多從雷震等知識菁英的角度切入，而造成理解上的「知識盲區」，這篇文章轉換視角的嘗試，則可以讓我們看到造成組黨失敗的多元國家暴力型態的圖像。 任育德女士在〈《時與潮》雜誌1963年停刊事件研究──兼論雷震獄中權益〉文中，詳述《時與潮》在臺灣的復刊，以及導致停刊的遠因與近因。她認為，持續關注雷震案與其後續發展，當可視為遠因；而刊物追蹤司法刑求，以及雷震獄中自勵詩產生的迴響等，則促使當局採取查扣到停刊的處分，這是明確的近因。而停刊事件，也對雷震的獄中權益造成深刻的影響。 楊秀菁女士的〈政治變革下臺灣對中國大陸廣播的發展、競爭與挑戰（1980-1997）〉一文，在以中央廣播電臺隸屬國防部的1980-1998年期間，為主要探討範圍。作者運用中央臺典藏的檔案與各種通訊刊物，探索臺灣對中國大陸廣播的發展、競爭與挑戰。文章在概述中央臺的組織沿革與廣播任務、改隸國防部後對中國廣播的規劃後，分從「用流行音樂『反攻大陸』」、「中國天空的競爭」、「從敵對到和談」三階段深入討論，增益讀者的認識。 這期另刊出由鄭麗榕等訪問、賴英泰記錄的〈動物標本師詹德川先生訪談紀錄〉，就主題來說，一定非常吸睛。受訪人詹德川先生，長期擔任臺北市立動物園獸醫室的標本師，對動物管理飼養、死亡動物解剖及動物醫療工作等業務，有極為豐富的實務經驗。這篇訪問稿，即從詹先生事業生涯的緣起、學習過程、工作內容等為主，兼及與著名標本師夏元瑜等的互動、臺灣名象林旺標本的介紹，頗為有趣易讀。 日本學者和田博文《資生堂という文化装置（1872-1945）》一書中譯本──《資生堂的文化裝置──引發時尚革命的美學教主》在臺灣的出版，引發讀者相當的關注。蔡蕙頻對這部「資生堂」企業史研究的書介與評論，除了詳述該書內容與論述的主旨，更提醒讀者注意：「資生堂」這種日治時期以來即深入臺灣人日常生活的品牌與企業文化，如何影響臺灣的物質文明史或企業史？而臺灣是否能有從本土出發的研究相應產生，更是值得期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