歷史最迷人的地方，就是如何把握、如何理解歷史情境。觀看歷史常常是往後看已經發生過的事情，有時是十幾年前，有時是幾百年前，甚至是幾千年前的往事。活在當今的我們，回顧往日，幾乎都不是我們親歷其境的，也不是我們生活範疇內所能體驗的。因此要瞭解過去的人、過去的事、過去的物，真是談何容易。但我們卻喜歡談論過去，希望從過去得到經驗、啟示，而不再蹈前人的錯誤。問題就出在這裡，因為一個人的生命、知識與經驗有限，所能瞭解的歷史自然受到侷限，常常會落入故紙堆中的揣測或自我認知的獨斷。要避免或減低此種缺失，進入歷史情境，理解當年時空背景、人物感情、事情脈絡等等，成為自我訓練、自我成長的心靈工作。 　　日本NHK大河連續劇喜歡以歷史人物的故事為主題，如豐臣秀吉、德川家康等連續劇不知演過多少回了，但每次關注的角度不同，所呈現的意境也就不同。這些一整年的歷史連續劇，深為日本人喜愛，不僅傳遞了歷史感情，也建立起日本人對歷史的觀念和國家認同。 　　同樣的道理，我們如能更貼切親近當時的歷史情境，不只能分辨事實，不被誤導欺騙，更能傳遞感情，建立起世代傳承。 津田勤子到台灣留學，以其母語日文訪談陳勤，在語言可以互通的情況下，拉近了兩人的感情，所以做了口訪，又寫出了論文。她從陳勤參加「杏」讀書會，撰寫文章刊載於《杏》雜誌上，分析其作品有四類：親情與感情、現代女性意識、社會批判、對戰後新社會感到不安與期待等文章。更從陳勤的成長環境、人際網絡以及《杏》雜誌的創刊（1943年5月）到停刊（1948年1月）期間文學同好的往來，說明日治末期到戰後初期大稻埕文藝青年之間的活動情況，以及對近代文明的嚮往、台灣人意識的喚醒和對時局變動的關切。作者想要重構當時的歷史情境，讓讀者透過文章，可以瞭解當時台灣文藝青年的追求、和在戰爭體制下，台灣人從使用日語到華語的轉變中，在舊時代尚未消逝、新時代已強迫來臨之際，台灣人到底要如何適應、如何反應？這是作者關心的問題，也是作者描繪這段歷史的企圖。但觀之全文敘述，同時代人的心境和陳勤內心的糾葛仍有待日後加強深論，這才能與二二八發生在大稻埕、1950年5月陳勤被捕等扣上關係，而做出更深刻的時代描繪。 　　江杰龍的論文與津田勤子的論文是屬於不同的研究類型。江文以廈門海關檔案為主，述說1930年代台灣人在福建的走私活動與海關因應之道。廈門海關檔案是屬於官方紀錄，官方記載是以官方立場執行公務為主體，雖然清楚交代事情的來龍去脈，但對於涉及事件人物的動機、心情感受，則少敘述，因此常常只有事務性的推陳，較少人物性質的描述。作者以台灣人在1930年代，尤其是1934年至1936年，以跑單幫、個人行李運送方式攜帶物品，隱匿應課稅之貨物，闖廈門海關，進入福建販賣，賺取利潤的行為做為研究主題。指出台灣人常因攜帶物品被海關人員檢查出之後，與海關人員發生衝突，甚至動武恐嚇。廈門稅務司向上海總稅務司告知此種紛爭，希望能獲解決之道。但因自清國之後，海關委由外國人管轄，稅務司唯恐喪失權益不願向中華民國政府要求派警察協助，而日本駐廈門領事，對具有日本國籍的台灣人亦有保護管理之義務，因此在英、日、中等三方相互牽制競逐的情況下，台灣人利用此微妙關係，將人造絲、布匹等運入福建，謀取利潤。至1935年福建省稅務稽查處成立，在陸上檢查走私貨物，使台灣人跑單幫生意大受打擊，稅務司乃提高關稅，完納貨物稅之後才能取得運銷執照，在中國行銷販賣。這兩項措施使得台灣人攜帶物品闖關已無利可圖，因此，1936年之後，乃漸形絕跡。 　　台灣是個海洋國家，台灣人在日本統治時代跟隨日本的海洋擴張，到中國滿州、華北、華南一帶經商。商人固然隨利之所趨而行之，該批判與檢討之處甚多，但如放諸於台灣人在東亞勢力的擴張與開拓上來觀察，則在檢討之餘，應有新的詮釋視野。 　　溫振華多年來一直在思考台灣原住民遷居高山的原因。他認為瘧疾的肆虐，導致原住民人口大量死亡，原住民被逼往高山遷徙至某種高度後不再得病，因此定居高山，建立新家園。此說與原住民因人口增加，平地資源不足而必須往高山遷移或因與平地種族競爭失利，不得不遷往高山之說不同。觀之台灣的地理環境、氣候與傳染病的流行，溫氏說法確有其道理。 　　台灣長期以來處於外來政權統治下，台灣人的事蹟常被湮滅或貶低，因此從事口述歷史訪談是重建歷史的必要工作，否則只見到統治者的說法，卻不見台灣人的主張。口述歷史紀錄所呈現的個人感情與觀點，可能是瞭解當時歷史情境的重要依據，因為有了人，才會有歷史；有了人的感情，才會有歷史的生命力。 　　歷史研究擅長敘述歷史發展的軌跡與變遷，但如缺少歷史情境的理解與體會，則會產生有骨無肉的缺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