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次大戰前後，台灣遭逢巨大變動，從日本統治過渡到中國國民黨統治，台灣人也因此歷盡滄桑，渡過歡欣、痛苦、期待、幻滅的日子。這種追尋理想又帶徬徨苦澀的感覺，是台灣人共同的歷史經驗。 　　傅玉香的論文，以陳秀竹的作品〈愛的山路〉，探討台灣青年耀南愛戀一位日本女子，但在戰後國族認同的衝突下，不得不分手而各奔前程，留下終生的遺憾。耀南回到台灣後，突然接到美代子母親寄來的信，提到美代子將招贅結婚的消息，耀南才在失落的心情中，勇敢地告白藏在心中已久的愛戀。作者陳秀竹的本名是陳火桐，出生於東京，台中一中畢業後，到日本法政大學就讀。依文章的書寫筆調，耀南應該就是他的化身，他以筆名說出自己的戀情。 　　我曾經拜訪過陳火桐，他常來往於台灣與日本之間，發表有關台灣經濟現狀的文章，並在日本做專題演講，報導台灣經貿現狀。他是位熟悉經濟專業的人才，同時也是將生命投注於台灣的人士。他曾為了傳遞廖文毅與其嫂嫂廖蔡秀鸞之間的訊息，以及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文宣資料，而被情治單位逮捕入獄，是廖文毅台獨案的政治受難者。他雖然是位台灣獨立建國的堅強信念者，但在其堅毅的外表下，其實有股浪漫情懷。〈愛的山路〉所描述的台灣青年，為了建設台灣，不惜告別美代子，回到台灣。這個故事不就是陳火桐一生的寫照嗎？他為了台灣的獨立自主，毅然投入台獨運動的行列，終生無悔。 　　陳火桐的文章表達出台灣人自我追尋的痛苦抉擇。其實這問題一直困擾著台灣人。王詩琅〈沙基路上的永別〉，描寫台灣青年在廣東遇到一位廣東小姐而產生戀情，但因兩人處境不同，有不同的國籍，也有不同的立場，最後只得傷心告別。王詩琅的作品其實是寫他自己，他曾經到中國廣州擔任《廣東迅報》編輯，而認識了一位廣東女子，他的經驗說明了台灣人在愛情與國家選擇上所遭遇的問題。另外，亦有一位二二八受難者的故事，陳復志是嘉義人，到中國進入黃埔軍校，畢業後投入軍旅而認識了軍中好友的妹妹，兩情相悅而結婚，但陳復志不敢說出自己是台灣人，而說是福建人。二次大戰結束後，中國民眾歡欣鼓舞，陳復志反而不見喜悅只見愁容，在妻子的追問下，才說出自己是台灣人，要回台灣。妻子答應要跟他一起去台灣。二二八爆發後，陳復志因懂得「國語」，被推為代表前往水上機場與中國國民黨軍隊談判，欲以和平方式解決嘉義的對立，卻被捕公開槍決於嘉義火車站前。妻子營救不及而感嘆她的丈夫為中國國民黨在前線與日本打戰，沒被敵人打死，反而回到台灣，死於中國國民黨之手。陳復志回台灣的選擇，是家國的選擇，可是卻在追尋台灣民主的路上死於台灣。 　　上述的這些例子反映出台灣人感情的複雜性，以及有一股壓抑不住的想為台灣打拼的熱誠，也許在現實政治環境中常遭挫折而無法伸張，但這份夾雜大時代、台灣認同、與內心的焦慮困頓，雖然帶著悲涼的哀戚，卻表現出台灣人的純真與努力。 　　劉熙明〈二二八事件中凃光明刺殺彭孟緝真實性之平議〉一文，探討凃光明到底有沒有拔槍刺殺彭孟緝的舉動。彭孟緝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，就認定反抗民眾是暴民、抗爭行動是叛亂，所以積極備戰，乃利用3月6日高雄市長黃仲圖、市參議會議長彭清靠、凃光明等代表至軍營談判的機會，以凃光明欲拔槍刺殺彭孟緝為藉口，污名化和平談判的本意，使得出師有名，派兵到高雄市政府、高雄中學與高雄火車站一帶，展開屠殺的行動。彭之惡行，被民間稱為「高雄屠夫」，但他反而受到蔣介石父子的重用而節節高昇，成為蔣家手下的紅人。事件之後，彭孟緝在1953年奉蔣介石之令，撰寫〈台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〉，彭之部屬胡新南、陳桐及邱道得等，都認為凃光明夾持黃仲圖、彭清靠前來談判，並拔槍欲刺殺彭孟緝。 　　2005年，黃彰健與朱浤源共組「二二八研究增補小組」，認為彭孟緝兒子彭蔭剛所提黃仲圖、彭清靠寫給彭孟緝的兩份文件，可洗刷彭孟緝在歷史上的污名。2007年黃彰健更進一步出版《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》，堅信凃光明拔槍欲射擊彭孟緝是確有其事。 　　劉熙明論文將各種相關資料整理分析之後，指出黃仲圖、彭清靠、李佛續三位和平代表都沒說凃有拔槍射擊的動作；軍事法庭的判決書與口供也未有拔槍的記載。因此劉熙明認為，凃光明拔槍欲射擊彭孟緝是彭孟緝集團自導自演的串供捏造，可惜黃彰健仍據此欲替彭洗刷惡名。 　　自1987年二二八平反運動展開之後，二二八的訴求已逐步獲得實現，如史料公開、賠償、國定假日、紀念館、紀念碑等的完成，又有《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》（1992年）和《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》（2006年）的出版，已推翻了中國國民黨的制式說法，不認為參與者是暴民、叛亂，而是國民政府違法亂紀，才引發台灣人的抗爭。根據文獻資料，蔣介石需負派兵鎮壓屠殺台灣人民的最大責任；陳儀、柯遠芬、彭孟緝則需負次要責任。證據雖然確鑿，但迄今仍無法追究其應負的法律責任，可知推動轉型正義之困難。 　　台灣自1990年代實施憲政改革之後，已逐漸成為民主自由的國家，但民主仍然只是形式，尚未落實深入社會基層，成為人民的素養。至今仍然有人想替當權者洗刷罪名，視台灣人的反抗為暴亂，而無視人權與民主的普世價值。據此可知台灣人還要再努力，要達到理想仍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