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偉盛論文〈從楊基振日記看他的從政與交友（1957-1960）〉雖然是在討論楊基振熱心政治的三年期間，他從事的縣長選舉、地方自治會研究會、參與辦報和組黨等事蹟，但這些事蹟背後的時代背景和台灣人處境才是問題核心的所在，也是台灣歷史發展必須正視的問題。 　　偉盛利用楊基振日記和雷震日記、傅正日記以及吳三連、楊肇嘉等人的資料，書寫本論文。因日記最能表現內心的感觸與感情，所以這篇極能道盡台灣人在政治漩渦中的感受。楊基振出身台中清水楊家，是楊肇嘉的堂弟，在日治時代就讀早稻田大學，有過中國經驗，曾任職滿州國的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和華北交通株式會社。1945年，日本戰敗時，本懷著興奮心情，不只捐錢，還開放工廠做為中國國民黨先遣部隊的宿舍，但得到的回應卻是被羅織漢奸之名，財產被侵奪，使得他對中國人深感痛惡。回到台灣，任職台灣鐵路局，發現交通處長陳清文很蔑視台灣人，使得他在工作上相當不愉快也很無奈。 　　1957年，楊基振受到陳水潭派和清水宗親、同學、同鄉的鼓勵出來競選台中縣長，但在中國國民黨的抵制和分化下，終告落選。令他最感到憤恨不平的是選舉的不公不正，在他佔優勢的海岸線一帶鄉鎮竟發生在計算票數時，自晚上6點45分到12點停電五個多小時，使得楊以四萬多票落選。這是明顯的作票行為，但在舉證困難，也無法抗爭下，只得認了。 　　在選舉日之前，無黨籍人士與青年黨、民社黨曾公推楊基振、石錫勳、何春木為代表向中國國民黨政府交涉，要求政府嚴格取締選務人員、監察人員以及公教、治安人員不得違法助選；各縣市中國國民黨主委不得兼任監察小組召集人；准許民、青兩黨共同推舉各投票所之監察員二名執行開票任務；制止縣市長及省議員候選人使用公家交通工具。這些要求以當今選舉規定來說，都已獲得實施，但在當時中國國民黨一手控制選舉的情況下是個奢求，全部以於法無據被否決。 從1957年「地方自治研究會」的組成至1960年籌備在野黨的過程中，楊基振日記除了留下中國國民黨對組黨的壓制之外，其實也記載辦報、籌股解決《公論報》財務困難，以及組黨的意見交流等等事情，其中最微妙的記載是雷震與齊世英對台灣人加入新黨一事，雖認為能因此避免台灣人與中國來台人士之間的流血衝突，但對台灣人仍存疑慮，不願用楊基振建議的「台灣民主黨」之名，而用「中國民主黨」之名，乃因台灣兩字會被認為要求獨立。楊基振在1960年因《公論報》籌股無望和組黨失敗，漸漸脫離政治圈。 　　林偉盛的論文其實留下很多可以再深究的問題。雷震想要結合青年黨、民社黨、台籍人士組織在野黨是台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但雷震等人多是讀書人，沒有選舉經驗，也沒有群眾基礎，而台灣籍人士吳三連、李萬居、郭雨新、高玉樹等人雖有選舉經驗和群眾基礎，但力量分散於各地，尚未能整合成一股力量，而且也多是懷抱理想的書生型政治人物，怎有力量撼動中國國民黨的統治，而使其讓步。當時蔣介石、蔣經國父子又是至高無上的權力者，怎會容許「黨外有黨」。雖然雷震等人標榜與台籍人士合作，但心中仍有台灣人的身份疑慮，怎可能合作無間。這些問題如追根究底，其實就是政治實力不夠。如觀察1986年民進黨的成立過程，則可瞭解1979年美麗島事件後台灣民氣高昂，組黨是因應社會力量而成，如果沒有那股力量，可能會重蹈雷震組黨的覆轍。楊基振雖然熱心於政治，結果卻是灰心失望而離開政治圈，這雖是那個時代台灣人的無奈，但不是他們努力不夠，而是台灣人實力不夠，未能撼動中國國民黨的統治。 　　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手腕極其細膩，中央是由中國來的人士掌握，省議會和縣市地方則開放民選，以此籠絡台籍人士，更藉此經營地方、分化地方勢力，將中國國民黨力量滲透入社會底層，而完全掌控台灣。這套政治運作方式讓部分台籍人士嚐到權力的滋味，避免了台灣社會流血抗爭，但卻讓中國國民黨的統治愈坐實穩固。 　　曾立維〈戰後台灣國小場域內的方言禁止之界限及擴張（1951-1987）〉是在探討中國國民黨實施「國語」教育、禁止台灣話的過程。戰後初期國府接收台灣之後，首要工作是要排除日本語文，1949年中華民國流亡至台灣之後，則積極推動「國語」，禁止台語。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，日語成為台灣人接觸近代文明、知識表達和溝通的語言，但日本人並沒有低俗化台語，排斥台語在民間的使用，或處罰師生間或學生間的交談。但中國國民黨卻粗俗化台語，視之為沒有格調的語言，而採取「掛狗牌」或「罰錢」的羞辱處罰方式，使得台灣人養成「國語」比較高級文明，「台語」比較低級粗俗的潛在意識，而對說自己的母語感到恥辱、自卑和丟臉。 　　這套由外到內潛移默化調教而成的心理狀態，是中國國民黨長期的刻意設計。中國國民黨來台灣之後，政權飄搖，為了鞏固政權，唯有強調統治的正當性和合理性，因此教育是其最重大的著力點。曾立維將實施「國語」分成三個階段。第一階段是1950年代前半葉禁止教師在教學及教師職員間公領域禁用語，雖然為了推動「國語」最初還借用台語學習「國語」，但在1951年教育部已開始下令學校教學應以「國語」為主，並編印《小學教材問題》，1953年開始教注音符號，1956年則下令學校全面禁止台語。第二階段是1950年代後半禁止師生、同學間私領域使用台語，並全面推動「說國語運動」，處罰說台語的學生，導致說台語是種恥辱的學校文化。第三階段則是1970年至1987年。蔣介石的代表在1971年被趕出聯合國，中國國民黨在外交挫敗之下，強化「復興中華文化」政策，實施「加強推動國語辦法」，並於1975年制定「廣電法」，將推動「國語」合法化。這些措施使得台語地位更加低落，「國語」變成高尚的語言，學得好、說得好「國語」是文明的光榮象徵。 　　1987年戒嚴解除後，8月20日教育廳才取消講台語的學童施以處罰的規定。1990年代之後，國小開始實施多元文化主義的語言教育政策，1993年台語成為選修科目，2001年教育部規定小學每週必須有一節台語的必修科目。 　　語言不只是溝通的工具，更是文化價值觀與自我認同的標幟。中國國民黨深知統治不能單憑武力威嚇，更需要改造台灣人的價值觀，摧毀台灣人的歷史文化。因此流亡到台灣之後，積極灌輸大中國和黨國意識的教育，使得台灣人在其教育下漸漸失去自我。閱讀曾立維與林偉盛的文章之後，將會更瞭解中國國民黨統治的策略，以及唯有台灣人力量的崛起，才能突破種種限制而重新肯定自己。 　　陳來幸的論文則從另一個角度討論台灣人在戰後的國家認同問題。1945年日本戰敗之後，中華民國派代表團進駐東京，重新整合華僑團體組織「東京華僑聯合會」，進而邀集各地華僑組成「中華民國留日華僑總會」。但1947年228事件發生之後，在日台灣人因對國府的處理深表不滿，而開始轉向中國共產黨。同時因中國戰場上，中國國民黨敗像已露，中國共產黨聲勢日漸壯大，因此左派或傾向中共的華僑於1948年10月組織「華僑民主促進會」，核心人物是楊春松、劉明電、甘文芳等台灣人士。華僑團體因此分裂，分別隸屬國共兩黨。陳來幸論文將此分裂過程歸之於歸屬意識改變的結果。其實從另一角度來觀察，台灣人一直沒有自己的國家，眼見日本戰敗，部分在日台灣人彷彿看見翻身的機會，首先傾向中國國民黨，後又因不滿或左派意識倒向中國共產黨。這樣的轉變明顯發生在1947年至1950年之間，雖與中國變局有關，其實要反省的是台灣人自己。如與前述兩篇文章比較，「我到底是誰？」是台灣人要深自反省的課題。